五分钟后,王小瑞的电话打了回来,我马上接了起来。
“问了,每个班主任那里只有自己班学生的‘花’名册,要‘弄’到其他班级的‘花’名册,要么分别给其他每个班的班主任打电话要,要么问学校教务处的主任要,教务处那里存有所有学生的‘花’名册。”王小瑞告诉我。
“第二小学三四五年级一共有多少个班?”我问。为了保险,我准备连着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一起查了,因为这两个年级的学生也有可能是九岁。
“每个年级十个班,算下来,要给三十个老师打电话,问题是,有些老师的‘花’名册不一定在家里,好多是放在办公室的。”
听了他的话,我着急了起来,挨着给老师打电话,就太麻烦了,还不一定有效果。看来,只有想办法找到教务处主任了。
我给王小瑞说了我的想法,他说他会再给汪琴的班主任打电话,让她去帮着向教务处主任要‘花’名册。同时,我还让他确证一下,除了汪琴,这个班上还有没有生日是2005年10月11日农历9月初9的学生,王小瑞说这事他刚才已经确认了,只有汪琴一人。
听到这个结果,我有些疑‘惑’,既然这‘花’名册只有班主任和教务处那里有,那么,其他人人是如何知道汪琴的生日的呢。汪琴的家里人知道,但他们肯定不可能是嫌犯。王小瑞说会让班主任再好好想想,看曾经有没有把‘花’名册遗落在其他地方。
胖强是听见我打电话的,见我挂了电话,他也皱眉说着:“这嫌犯是如何‘精’准地知道那些‘女’童的生日的呢?”
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,直到我的手机再次响起。
王小瑞告诉我,那老师不愿意这么晚给教务处主任打电话,觉得显得不礼貌,担心主任对她有意见。我问王小瑞告诉她这事的严重‘性’没有,王小瑞说提过两句,但那老师说现在学生都在家里,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
听了这话,我恨不得要过电话号码来打过去骂她两句。可静下心来想,站在她的角度,她这么想的确无可厚非。首先,她并不知道案件的详情,想象不出这事情的紧迫‘性’;二一个,作为下属,她在这个时候让教务处主任回到学校去翻‘花’名册,是有点不妥;第三,对学校来说,现在学生都在家里,有父母陪着,是相对安全的,退一万步说,即便真出了事,那也与学校无关,她自然不着急。
想到这些,我知道,即便再给那老师打电话,她也是不会同意的。王小瑞告诉我,他问了,那老师说‘花’名册一直在她那里,没有遗失。
当我把电话内容告诉胖强时,他有些担心地说:“天童,你要不给你们领导请示一下,看能不能由单位出面,让校方提供一份学生的‘花’名册。”
我想了一下,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我拿过电话,给大熊打了过去。
大熊得知我的思路后,觉得很有道理,说会马上办理此事,让我耐心等着。有了他的这话,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虽然按杜建宇和王小瑞所说,儿童走失案是一类费力不讨好的案子,但这次大熊把这个案子‘交’给我,从各个方面都还是很支持我的办案的,也给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说起大熊,我这才想起了下午他给我的信封。我从衣服内包里拿出那个沉甸甸的信封来,胖强问我是什么东西。
我说是大熊给远洋父母拿的钱,说着,我打开口子,把里面的钱拿了出来。
“这小子,升了官,工资也涨了不少啊,出手这么大方!”大熊看着我拿出的一叠钱,不由得说道。
凭着钱的厚度,我估计了一下,应该是五千元。我仔细地数了一遍,却是六千,“六”这个数字,看来是寓意了大熊对远洋一家“一切顺利”的祈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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